捷共中央在寒假过后重新开会,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以压倒票数表决通过,请诺佛特尼下台,由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西克取而代之。接下来又通过一个意识形态上相互矛盾、抵触的决议,即要求意见表述自由、实行党内民主,同时又重申效忠马列主义。
捷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,以及杜布西克获升迁之后的言论,要不就是代表这个新领导人看不到其中的矛盾、抨格,要不就是他明白,只有重申坚持基本意识形态,才能冀望莫斯科会继续支持他。
他第一次演讲是在二月一日的布拉格,向全国农业合作社大会致词,其关键词句是:「如果能除去过去对进步的绊脚石,也能推展有创意的作为使坚信社会主义及国家团结统一的每个公民,都觉得他能够有所贡献……我们一定能获致相当成绩。」
接下来果然各界风起云涌,表现出放言臧否时政、争取言论自由的百花齐放现象,最显著的是新闻界放言高论,而遭到诺佛特尼贬黜的两个捷共山头强人胡塞克和史莫考夫斯基,也跳出来讲出心底的话。工会领袖也强力要求裁汰党硬塞到工厂里的一些官僚冗员。

工会要求裁汰冗员,是因为发生一桩事先无可预料的事件—— 一九六八年二月底国防部里的党委主任委员瑟吉纳将军竟然叛逃了!瑟吉纳失踪后,被査出来涉嫌占用公款三十万克朗(捷克货币)。工会的报纸在三月六日发表评论说:
瑟吉纳事件显示,有一群官僚道德腐败,他们用一些敎条字眼来阻碍实施民主甄选,因为他们有强烈的理由害怕被民主甄选制淘汰掉。这些理由与意识形态毫不相干。这种情形也发生在信赖瑟吉纳的人身上。瞧瞧,他是如何向我们强调必须小心提防阶级敌人?但是在他的灯烛下,可又是一片黑暗!他明白现在他应该怎么做吗?
所谓「信赖瑟吉纳的人」,当然指的是诺佛特尼总统。瑟吉纳的叛逃〈最后逃到美国),其特殊意义或许西方民众不易理解。躱到西方去的人其实可分为两个完全不可类比的类型:一是异议人士、一是叛逃者。异议人士从来不接受极权主义制度,也公然发表意见反对它。有一部分还被打进古拉格苦牢改造、吃苦。俄国最有名的异议人士索忍尼辛即是一个例子。叛逃者则是党员、党工,效命极权体制,但是深怕遭到淸算整肃,或是担心自由化之后前途受碍而投奔自由。瑟吉纳就是一个叛逃者,而且在当时还是历来最高阶由捷克投奔自由的叛逃者。
三月二十二日捷共另一次中委会里,诺佛特尼被迫辞去国家总统的职位,在党里面原本还保留的主席团主席、书记处书记等,也统统辞掉。史莫考夫斯基递补为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,书记处书记则由西撒取代。捷共亦推举史瓦波达继任共和国总统——由于史瓦波达一向效忠莫斯科,咸信此一举动在于向苏联示好。
到了这时候,追求自由的大浪潮似乎已经抵挡不住。有一个很重要的因子是要求平反政治犯的运动,迅速蔚为风潮。二月份,反法西斯斗士同盟对捷共中央领导人施加压力,要求它迅速采取行动,对当年在西班牙、南斯拉夫或西方国家参战,而日后遭受不平等待遇的近四万名退役军人和抗敌斗士,予以平反。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一日,大约三千名曾遭到政治迫害的人士(全部都不是共产党员),成立一个「政治犯争平反倶乐部」。让当局更加难堪的是,要求为一九五0年代,遭受斯大林派公审甚而处决的旧日党内要角平反的声音,也甚嚣尘上。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一九五三年被处决的捷共总书记史兰斯基,当时他的罪名「从事狄托主义、犹太复国主义之帝国主义阴谋」,其实毫无根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