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头 布里兹涅夫的功绩还包括：追控策动南越’埃塞俄比亚和格瑞妁达动乱；主导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运行动,调兵遣将，协助亲苏势力在尼加拉瓜夺权成功，也批准了苏联入侵阿富汗。不错，最后一项事后演变成为一桩大错，可是就帝国扩张而言，布里兹涅夫统治时期不论贪溃，犯罪有多严重，生活水平、公共卫生有多低落，它绝不是个停滞不前的时期。
戈尔巴乔夫也根本不敢质疑承继下来的列宁主义理论，因为：马克思想像中的理想的社会主义，以及列宁版本的理想的社会主义，最终全以这套理论做基础！戈尔巴乔夫的演讲以及著作，充斥着对列宁歌颂、崇拜的敬词。可是，他下面这句话就绝对有负自己对史明1102官定定义是「开放」的期许，一点也不够坦城。戈尔巴乔夫说：「列宁在病危时仍悬念社会主义的未来。他预见到新制度有些潜藏的危险。我们也必须了解这一顾虑。」
这段话很明显就是暗喩、指涉列宁的「新经济政策」；当年列宁被迫采取回归到若干资本主义作法，以解决推动社会主义而制造出来的问题。我们可以假定，戈尔巴乔夫没有胆子问：如果天假以年让列宁多活几年，列宁是否会维持住新经济政策，从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及革命的基本目标。有鉴于列宁一向的强悍及许多革命著作，他的确相当不可能这么做。因此，戈尔巴乔夫对于想都不敢想的抛弃马列主义这个念头，最为接近，而能说的就是含糊一语：「新制度有些潜藏的危险」。
戈尔巴乔夫闪躱开放，还有另一个实例，就是在谈到斯大林残暴推动农业集体化时，不敢碰触眞相。他抨击布里兹涅夫时不点出布里兹涅夫的名字，也不敢直径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；现在他也设法不提到斯大林的名字，或是在斯大林推动集体化时牺牲了多少条人命。他提到由于「规模小、分割」以致于「农业生产极其落后」，然后说出以下一段相当不开放的坦白话：「最后，倘若我们尝试对集体化的眞正结果做出正确评价,我们就不可回避一个简单的结论：集体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作法，是一九一七年以来最重要的社会变革。不错，它的作法，是一九一七年以来最重要的社会变革。确实，它的推动有相当痛苦,在方法和步调上不是没有严重的过当措施和错误。」
二十世纪最残酷的一项暴政，在戈尔巴乔夫口里如此一笔带过。不久以后，莫斯科却发表一项官方数字，戈尔巴乔夫所谓的「过当措施」，造成一千四百万人死亡！苏联政府的《消息报》有一份每周增列揭露斯大林令人发指的多项灭种屠杀暴行时，提及斯大林在「大恐怖」时期，官方统计死者为五千万人！
我们现在来看改革又究竟是什么？实际是什么，而不是宣传上说它是什么。我们再次陷入矛盾的境地，因为戈尔巴乔夫下令而且完成的唯一改革,乃是把巨大的宣传机构全盘改组而已。所谓的「积极措施」非常复杂，它包含搞捏造眞相、散布谣言，也成立外国组织、甚至布建有影譬力的代理人等等。所谓悝造眞相往往是向西方媒价农假故事，捏造内容，刻意散布经过扭曲的事实。
列宁本身发明「外国」组织这个概念，他把它视为是传递执政党政策给「群众」的「传送带」。最著名的苏共外国组织就是世界工会联盟和国际和平大会。尤其是后者，它对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反核团体供应数据、协调动作，譬如英国的「核子裁军运动」即是。至于「有影响力的代理人」，有些可能受酬,因此晓得自己受要求做什么，有些可能不自觉替共产党工作,因此并未拿到薪酬。西方国家新闻记者往往不能理解「不自觉」的代理人这个观念。他们问说，一个代理人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其实仔细献殷勤、拉关系不就可以建立接触吗？尤其是新闻记者和政客爱听人奉承巴结和盛情款宴，甚至有些则很天眞，很容易被说服散布对苏方有利的「眞相」或说法。
苏联从事积极措施的机构非常庞大,其指导机关就是由列宁的共产国际衍生的嫡系血源I苏联共产党中央国际部。戈尔巴乔夫把高龄八十、自从列宁时代就主持此事的国际部主脑波诺马瑞夫送去养老，换上年仅六十六岁，相当干练的苏联驻美大使杜布莱宁主持。布里兹涅夫创办的「国际新闻部，戈尔巴乔夫把它裁并进苏共中央宣传部-交由他亲信的思想导师雅可维列夫主持。国际部底下的主要分支机构统统改组，包括：外交事务周刊《新时代》；国家电视电台委员会；国家出版印刷书籍委员会；诺佛斯蒂通讯社与国营的塔斯社配合无间)；以及全国版权总署。这是他第一波眞正的改革变革。
一九八八年九月三十日戈尔巴乔夫又大肆更张，新设六个「委员会」，其中三个是监督原有的主管积极措施机构之表现——「国际政策委员会」由雅可维列主持，督导中央国际部的工作；「意识形态委员会」领导原有的意识形态部门；「法律政策委员会」由8前任主席齐布里可夫主持，库柳齐可夫则出任KGB主席。
这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眞相：把宣传做假的庞大体制改组,不仅希望改进原始材料，还要扩大散布的功能。所谓开放，在戈尔巴乔夫的欺骗机构中至为重要，是要让西方国家相信，自从苏联政权肇建之初即已无所不在的说谎体系,已经不再存在。如果把开放政策认眞看待，就会看到它和改革的实际内容抵触、矛盾。如果把开放看做是把「瓶中精灵」从宝瓶中放出，其实也挺有意思。(译按：阿拉丁拾获宝瓶，瓶中精灵可以协助他做事。)
戈尔巴乔夫虽然高唱开放，其实本身一点儿也不开放，可是他立刻发现，「精灵」放出来易，要收回宝瓶中可不容易。由于开放政策，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全联党大会，有全国各地五千名代表出席，爆出空前的言论自由！许多代表把开放政策当眞,放言高论，提出在前政府绝对听不到的批判。有位劳工代表就放炮说：「工人们要大胆请问：「改革究覚改到够樱？」商店里楼食供应状况」眼从前一样槽，现在糖也开始探用配给分发了。过去是食无肉，现在依旧无肉。至于消费品，似乎也统统消失了！」
为免与会代表冒冒失失希望西方式民主能在苏联出现，戈尔巴乔夫有这样一段话：各位晓得，最近我们曾经在若干场合遭遇到有人企图利用民主权利，从事反民主的目标。有些人希望藉由这个方法，解决任何问题，从重划边界，到成立反对赏。苏联共产征认为如此滥用民主化，与改革的工作南蛛北辙,不符合人民的利益。
他吁请与会代表「支持KGB、国防部和总参谋部领导阶层有意义的工作」。提到国防部和总参谋部，恐怕是影射军事情报中心GRU，它是总参谋部底下一个机构，而且不若KG此部门过去从来没被公开提出来。
虽然执政党内有两次人事改组，主张西方式民主的压力日益上升。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四日，最高苏维埃表决通过，废止在全国及地方选举中为共产党特别保留的数百个席次。更糟的是，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七日决定把宪法第六条，保证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这个条文删除掉。影响所及，到了 一九九0年二月七日，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得不召集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，修订苏联宪法第六条条文——这项决定被普遍赞誉为「历史创举」。情势自今而后再也不同于往昔。
